法兰西的工业基因

发布时间:2019-12-01 14:57:12 作者: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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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水/温德在30年内完成了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而日本在40年内完成了从“帝国主义”到“最大制造业出口国”的辉煌转折。相比之下,工业门类齐全、尖端技术先进、生产力强的法国显得晦涩难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法国有28家,居世界第五位。它不仅远远落后于英国,而且在人均收入方面也超过了美国、德国和日本。

法国几乎精通从上游材料到下游精密制造的一切。不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世界上先进的高速铁路制造商阿尔斯通、民航制造商空客,还有电气巨头施耐德、石化领军企业道达尔、食品和药品行业巨头合生元和达能...

教育第一

纵观历史,法国工业建国的基本国策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第一帝国。与以前的领导人不同,拿破仑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建设。他先后创建了巴黎综合科学技术学院、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国科学院。

拿破仑对法国教育的贡献不在于发现新的数学定理,而在于为法国精英教育模式定下基调。1802年至1808年,拿破仑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建立了以“高等学校”为核心的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公立大学为公民提供普及教育,高等师范学院为基础学科奠定基础,而“大学校”汇集了法国最丰富的智力资源和最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1814年,反法联盟敌人在法国的盖茨镇集结,兵力不足。因此,一些官员建议动员大学的学生参加战斗。拿破仑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并放弃了一句话:“我不能为了得到鸡蛋而杀死一只母鸡。”今天,这句话仍然刻在巴黎理工大学梯形教室的天花板上。在未来200年,“大学校”将是唯一一所支持法国工业的学校。

事实上,所谓的“大学校”主要是指工程师学院。为了保证精英率和教学质量,高校规模往往很小。较大的学校,如巴黎理工学院和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每堂课只招收4至500名学生(埃勒维,不同于公立大学学生埃塔兰特);大多数其他大学,如巴黎路桥和巴黎高等矿业学院,每年只颁发几十个工程师文凭。整个巴黎高科技工程师学院联盟(10所学院)每学期招收不到3000名学生,大约20%的名额对国际学生开放(主要在前法国殖民地)。

与法国6600万人口相比,年轻的法国人进入甲级工程师学院的难度大致相当于进入该国中上游的985所大学。事实上,只有成绩优异的前10%的高中理科学生才有资格进入工程师学会预科学校。两年后,他们将面临一场淘汰率超过90%的学术竞赛,以决定是否留下。巴黎理工学院是考试最严格的一所。每个参与者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为期两周的考试涵盖广泛的科目,包括笔试、动机面试、学术面试和体育测试。在严格的选举机制下,众多实力出众的名人被淘汰,如埃菲尔铁塔建造者和著名数学家隐士。

以北美为竞争对象,如何留住人才、创造活力一直是欧盟的重要话题。在工程师学会的帮助下,法国有效地阻止了精英的外流,并从前殖民地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塑料人才。全世界的理科学生都提高了他们的头脑,挤进了法国工程师学会。

在法院的工程师学院,每个教授有两个学生。这所大学配备了一名专门负责学习的导师。普通人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得到保证。此外,择校圈也适用于法国。工程师的文凭是一生的金卡。有了它,你可以描绘一个光明的未来。

制度创造工业帝国

对于工程精英来说,仍然需要匹配一个合理的系统。法国的人事制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徒制;二是精英设计路线;第三,经济资源将以科学技术为主。

学徒制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手工业工会,旨在保护师傅和学徒的利益并传授他们的技能。欧洲国家普遍采用学徒制来培养人才。但是在今天的英语国家,教育是一个行业,学校通常只负责理论教学。法国工程师学会逆潮流而动,强迫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并向相关合作单位提供了相当大的税收优惠。

工程师接受三年制教育,其中一半是为企业实习安排的。在第一年,学生需要充当工人,参与装配线上的体力劳动,并熟悉整个生产过程。未来两年,我们要紧跟企业中高层,充分学习管理经验,与未来工作衔接。学徒制缩短了在校学习时间,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劳动强度,并不断考验后备工程师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法国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是工程师文凭持有者。巴黎综合科技大学毕业生占法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的一半。

工业化产生的红利被耗尽,供给商业资本家,导致单一的利润驱动的生产和研究模式。资本只对能够实现的东西感兴趣。

为了顺应这种注重现金的发展模式,科学家们不得不违背初衷,做一些看似高端的项目,以获得科研经费,这在美国非常普遍。另一方面,法国科学家可能非常任性,只做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法国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政府的领导下,它为人民服务。科研机构分为两类:“科学技术”和“工业和贸易”。前者从事各种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定向应用研究。法国政府在14个领域成立了国有科技转化公司,旨在加快产学研结合的进程,提高投入产出比,提高产学研转化率。

2005年,法国科学研究机构成立,打破了原有的科研经费分配模式,简化了经费管理和分配程序,扩大了受益人群。此外,法国政府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科研资金的供应,并给予相关投资者税收优惠。任何雇用科研人员的企业都可以获得政府奖金。

新世纪以来,法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0.5%左右波动,居世界十大经济体之首,高于美国的0.45%和日本的0.4%。此外,法国应用研究基金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美国的两倍。

最经典的例子是流体力学。流体力学研究周期长,手段复杂,投入产出比仅为其他领域平均值的四分之一。科学家很难推进类似流体力学的研究。法国在这一领域的表现非常出色。从帕斯卡到拉普拉斯,从航空声学到湍流燃烧,法国拥有一切优势。迄今为止,巴黎理工学院的奎雷教授仍然是流体力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参与者。正是因为产出比最低的流体力学可以投入支持法国陆、海、空三大支柱产业的学科领域。

独立发展的概念

二战后,丘吉尔告诉英国国民,由于战争,国家储备已经耗尽,他们将来只能跟随山姆叔叔(美国)。然而,戴高乐总统高呼“欧洲”。他不仅威胁要退出北约,还通过出售美国债务和用美元管理黄金来对抗美国。冷战期间,只有法国放弃了美国的自由核保护伞,勇敢地脱离了两大阵营,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独立大国的梦想可能是建立中法认同感的政治基础。

在冷战时期,国家实力与人口密切相关,占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法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土地秩序。法国已经形成了“一切不求人”的民族性格,这间接地助长了法国领导人对国家独立的偏执。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种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就会受到外部控制,从而失去其独立资本。20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提出了对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欧洲战斗机台风”项目是在欧洲联盟的保护下发起的。后来,法国和其他国家在设计理念上有了不可弥补的差异。他们决定分开单独工作,最终实现了举世闻名的“阵风战斗机”(法国当地时间2019年10月8日,达索航空将印度购买的36架阵风战斗机中的第一架交付给印度空军进行编译和注释)。

此外,戴高乐还下令组建了一些国家机构,包括石油研究所、国家通信研究中心、自动化研究所、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航空航天研究所,这是一支综合性的科研力量。

谁报道法国工业之光

世界对德国工业的钦佩大多来自纳粹德国的战斗力。法国在现代战争中的表现不是很好。自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以来,法国从未在桌面上赢得过一场硬仗。普法战争导致法国失去了对欧洲土地的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很快被德国推到了水平。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工业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与小规模的农民社会——清朝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法国的工业生产率没有下降,而是落后的战术思维。著名的马奇诺线是这种落后战术思维的产物。

法国的浪漫文化标签也在很大程度上抢走了法国工业的风头。出于对该地区的严格理解,德国人被普遍认为是严肃和负责任的,而法国人优雅、懒惰和随意。事实上,法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几乎和德国一样。法国“懒惰”的历史并不长。1960年,法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恩格尔系数降至33%,人均家庭储蓄超过英国。在如此富裕的条件下,法国人仍然每周工作46小时。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实施福利政策后,法国的年假越来越长,最低工资越来越高,法国人才逐渐摆脱工作压力,过着闲适的生活。

法国的工业优势更倾向于非民用领域。中国一半以上的进口污水处理系统由法国苏伊士制造。一艘名为“造船业明珠”的大型液化天然气船的核心技术专利来自一家名为gtt的法国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中标人也是巴黎机场工程公司。

国家主导的局限性

1929年,大萧条开始了。许多西欧国家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到严格控制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府就像一个裁判,其职责是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平的裁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以凯恩斯主义为标准,国有化浪潮席卷了资本领域。经济衰退时,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倒闭造成的失业,注入了大量资本,有效控制了私营企业。此时,政府的角色不再是站在法庭外捍卫正义的裁判,而是做每件事细节的导师和参与者。

普通人在庆祝,但社会精英们担心。深度国有化往往导致行业垄断,从而削弱企业之间的竞争和活力。法国是最直观的例子。

密特朗总统就职后,法国敢于在工业国有化程度上与苏联竞争。大多数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都集中在巴黎。这些大企业互不干涉对方的领域,导致市场缺乏竞争,自由竞争机制逐渐失效。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领域,法国只有一两家企业能够登上舞台。

就连米其林和达索这样的家族企业也因其技术透明度低而受到广泛批评,这不能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相比之下,德国似乎百花齐放,没有一个行业老手能够抑制新巨人的诞生。

尽管有许多反对者,但法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无疑经历了长期的技术积累。今天,如何保持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变为经济学和哲学,而不是技术。

(陈雷也为本文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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